经济杠杆，能否撬动气候变化的“生死线”？ | 社会科学报
2019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平均浓度重新回到上新世的水平，《牛津词典》将“气候紧急状态”定为2019年年度词汇。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从平均温度来看，2015年至2019年这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5年”，气候问题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人类的灾难”。
2019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与发展》杂志刊发了关于气候问题的专刊，从气候经济学角度刊发了系列文章分析如何从经济角度遏制气候变化。该组织财政事务部的首席环境财政政策专家伊恩·帕里（Ian Parry）在《为污染定价》（Putting a Price on Pollution）一文中探讨了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杠杆。
原文 ：《气候经济学：为污染定价》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
如果不采取重大和紧急的措施来减缓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积累，未来几代人将会继承一个更温暖的星球，并面临危险的气候事件、更高的海平面和大自然的巨大破坏。
国际社会的反应基于2015年的《巴黎协定》，该协定的关键目标是将未来的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至2度以内。根据这项协议，190个缔约方提交了本国减缓气候变暖的战略。
然而，即使成功实施，目前各国的承诺也只能将全球排放量削减约三分之一，即达到气候稳定目标所需的排放量。因此，需要创新机制来扩大国际社会的减缓努力。
收取碳税通常是履行国内减排承诺的有效工具。碳税提高了化石燃料、电力和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因此能够促进在发电过程中改用低碳燃料，节约能源使用，转向更清洁的汽车等。
比方说，如果在2030年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每吨35美元的税，那么煤炭、电力和汽油的价格将分别上涨约100%、25%和10%。碳税还能刺激将能源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
每吨35美元的碳税本身就超过了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履行减排承诺所需的水平，而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履行减排承诺的水平也差不多。但是，即使征收高达每吨70美元的碳税，也无法满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需求。这些发现不仅反映了承诺的紧迫性上的差异，也反映了排放对碳税的响应程度的差异：排放对碳定价最敏感的是那些消耗大量煤炭的国家。
支持征收碳税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到2030年，征收每吨35美元的碳税，可以增加相当于GDP 1%到2%的税收收入。将这些收入有效地造福于一国经济，可能有助于抵消有害的宏观经济效应——就业减少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投资减少。
征收碳税的第三个理由是，碳税可以为国内环境带来显著好处——例如，减少因暴露于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
最后，碳税很容易管理。碳税可以整合到现有的道路燃料税中，道路燃料税在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是最容易征收的税种之一，并适用于其他石油产品、煤炭和天然气。另一种选择是将碳税纳入采掘业的特许权使用费制度，但应向出口燃料提供退税，因为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只对本国境内的排放负责。
另一种为碳排放定价的方法是排放交易系统。在该系统中，企业必须获得排放许可，政府控制排放许可的总量。迄今为止，排放交易主要限于发电厂和大型工厂。
尽管交易系统在未来排放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但在排放价格的确定性方面却不甚理想，这可能会阻碍清洁技术投资。建立排放交易系统还要求建立新的机构以监管排放和交易市场，并需要大量公司参与，这可能妨碍排放交易系统在小国或能力有限的国家的应用。
尽管已有近60个碳税和交易系统在国家或地区等各个层次运行，但全球平均碳排放价格仅为每吨2美元——这只是所需碳排放价格的一小部分。这凸显了雄心勃勃的定价在政治上的难度。在碳定价受到政治约束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强化这一机制，这些方法不会给能源带来新的税收负担，从而避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一个更传统的方法是使用法规来控制产品的能源效率或发电机的排放率。但事实上，一套全面的法规可以模拟许多由碳定价引起的行为反应。例如，法规不能鼓励人们少开车或调低空调的温度。监管也往往缺乏灵活性，难以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进行成本效益的协调。
许多国家在碳定价和更广泛的能源定价改革方面的经验表明，有一些策略可以提高它们的可接受性。
例如，定价可以逐步分阶段实施，让企业和家庭有时间进行调整。此外，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和工人援助计划等方式，为弱势家庭、企业和社区提供一套预先有针对性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只需要利用碳定价收入的一小部分。
尤其重要的是透明、公平和富有成效地利用碳定价带来的大部分收入。
到2030年，加拿大和美国将征收每吨70美元的碳税，中国和印度将征收每吨35美元的碳税。通过对能源和一般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这将为平均家庭消费带来2%的额外账单。
但是，举例来说，如果转移支付被用来补偿底层40%的家庭所承受的价格上涨的负担，而剩余的收入（大约70%）被用来通过广泛的所得税减免或生产性投资的增加来造福国家经济，那么在这四个国家中，处于底层的40%的贫困家庭总体上将会更好，而对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总体负担将会相当温和，大约为1%-2%。
还有一些监管方面的挑战——例如，各国需要就一些程序达成一致，以考虑碳定价方案中可能的豁免，以及改变现有的能源税，以抵消或提高碳定价的有效性。但这些技术挑战应该是可控的。
鉴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较低，对历史上温室气体积累的影响也较小，他们有理由比发达经济体设定更低的最低价格要求。
举例来说，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G20）经济体的碳底价分别为每吨70美元和每吨35美元，那么到2030年，他们的减排努力将是现有减排承诺的两倍多。然而，要想将碳排放削减至目标水平，还需要额外的措施——相当于全球碳平均价格为每吨75美元。
在G20国家中，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低成本减排机会（lowcost mitigation opportunities）占到了80%左右，因此，仅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定价安排就会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并将推动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例如，美国将在2020年退出《巴黎协定》；印度拥有使用煤炭的悠久历史、充足储量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煤炭在印度根深蒂固。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乐观的理由。例如，考虑到较长期的预算前景，美国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候采取财政整固措施，碳排放税可能比提高企业和家庭税收或削减福利更容易被接受。
更直接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就是否有可能达成一项绿色的新协议来快速实现经济去碳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碳定价可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把降低空气污染死亡率的好处考虑在内，碳定价符合中国和印度的利益：2030年每吨征收35美元的碳税，将使中国和印度每年分别减少约30万和17万人的过早死亡。稳定全球气候体系，避免气候相关损害，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符合各国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