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当纳利（Elliott Donnelley II）

芝加哥白沙集团投资基金合伙人、美国印刷大王当纳利家族第五代

在埃利奥特年少时，父亲给了他一条忠告，他一直清楚地记在心里。

“你将因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不是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被定义。”他的父亲说，“要记住，无论是乞丐还是领袖，你都应尊重和平等待他。”

这是芝加哥当纳利（Donnelley，也有译作唐纳利）家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代代相传，至今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

1871年10月8日至10日，发生在芝加哥的骇世大火，把埃利奥特高祖父R. R. Donnelley一手创建的印刷公司焚烧俱尽。大火过后，当纳利家族几乎一无所剩。R. R. Donnelley借了60美元，买了一套西装和一张火车票，远赴纽约找一位银行家。他以名誉作保，获得了一笔贷款，重建公司。后来当纳利公司成了全球最大的印刷集团，至今仍在美国500强之列。

埃利奥特·当纳利（Elliott Donnelley II）年将五十，是这个家族第五代成员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平均每年飞行约30万英里（1英里约合1609米），跨越大洋、大陆以及文化和体制界线。为了世界更美好、人类更幸福，他恨不得一天工作72个小时。促进慈善迭代，提高慈善效率，包括推动慈善教育、慈善交流、慈善与商业融合，是他最重要的着力处。

因为早年经历以及稍后形成的战略视野，他对中国尤为看重，几乎每月至少飞来中国一次。除自己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和智慧，他还不遗余力说服并且帮助朋友和合作伙伴前来中国。“他帮助中国了解和借鉴国际慈善，也帮助世界了解和帮助中国慈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慈善使者。”几乎每一位认识他的中外慈善家、慈善界领袖都如此评价他，包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全球慈善家圈”创始人佩姬·杜拉尼（Peggy Dulany，本姓洛克菲勒）、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等。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更是对《中国慈善家》说：“埃利奥特的远见让我印象深刻。他既是先锋，又是架桥人。他很早就预见到了中国慈善可能发挥的变革性作用。他充分调动自己在领导力、商业和慈善等方面的经验和能量，为当代世界开启一股新的创变力量。”

《中国慈善家》2016年5月刊封面

“期待您的回信，否则我将继续搜索和寻找……”

2015年10月21日，晚上八点四十一分，吴江洪按下“发送”键，又投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她想要找回埃利奥特—那位高个，卷发，大脚，笑容犹如婴儿，每次考试后都送同学们热气腾腾的大葱猪肉包的英语老师。

“埃利奥特是我人生第一个口语老师，他当年给我们班每个人都起了英文名，Holly就是他给我起的。”吴江洪说，寻找埃利奥特的念头是突然产生的，毫无预兆。然而，她怎么也记不起埃利奥特姓什么。毕竟，自1991年后，他们已经失联了近25年。

后来，通过当年另一位老师，她才知道了埃利奥特的全名。那位老师提醒她：“你可以去谷歌一下这个名字。”

吴江洪这才第一次了解埃利奥特的过去和后来。

凑巧的是，同一时期，埃利奥特刚花时间整理完一大堆老照片。他还不知道往日的学生正在找自己，但是，看着照片里的学生、自己和风景，他也想起了1989到1991那两年的美好时光。

“1989年8月，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从旧金山飞到了香港，又从香港飞到了北京。”他向《中国慈善家》敞开了记忆的门。

原本，埃利奥特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艇运动员。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热爱赛艇运动的他曾立志加入美国国家赛艇队。然而，1986年的一个秋日，划着赛艇驶过一座铁路桥时，他的梦想被几个顽童从桥上扔下的一块大石头砸碎了。他头破血流，重伤入院。

他的父亲大卫·当纳利（David E. Donnelley）说，因为国家赛艇队的门关上了，埃利奥特一度很失落，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别的敞开的门。“他是一个罕见的孩子，很快就领悟到生命里还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

埃利奥特开始学习中文。大卫说，“那是他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正是那个决定最后把他引向了中国，开启了与中国有关的所有美好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埃利奥特去了美国国会山工作。因学习过中文，加上毕业前游览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他常会有意无意地看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1989年夏天，他看到了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中国学生的遭遇。

他热血的胸膛里燃起了到北京去、为风波后的中国做些什么的念头。

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是当纳利家族的精神气质。大卫告诉《中国慈善家》，他的父亲在世时，创办了芝加哥青少年中心（Chicago Youth Center），帮助触犯了法律的问题青少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有9位单亲妈妈特地来哀悼，说他的父亲帮她们全额支付了孩子的大学教育费用。“这样的品质继承自我父亲的祖父R. R. Donnelley，又延续给了我和我的子女们。”

但是，埃利奥特去北京的想法一说出口，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否定。他回忆道：“领导叫我别去，其他人也认为不妥。”

相反，他的父母却完全鼓励和支持他。大卫对他说：“21岁之前你是我的儿子，21岁之后你依然是我的儿子，可你成年了，你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像对另一个大人那样告诉你我的意见，但是再也不会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你自己做决定，决定错了就吸取教训。”

这番话是大卫多年以前从自己的父亲、埃利奥特的祖父那里听来的，他一直记在心里。1988年，他卖掉了成功经营13年的公司，到旧金山北部县城索诺马的一所公立高中当老师，食用从简，租房而居，极少人知道他来自那个芝加哥的豪门。如今，他已执教二十多年，将于今年6月退休。

带着父母的鼓励和支持，1989年8月初的一天，埃利奥特只身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那时候，北京首都机场还只有一号航站楼。他对当时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机场很空，来的人很少，走的人很多。”

一位耶鲁大学的同学从机场接了埃利奥特后，带他去北京大学买了一辆二手“飞鸽”牌自行车。他们沿着海淀大街骑行而下，埃利奥特发现，“几乎每个街角都站着士兵，四处的气氛仍然很紧张。”

没过多久，埃利奥特被聘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老师，教英语口语。同年9月，他正式任教，学生是两个小班的大一新生，合计40人左右。

在学校里，他经常和学生聊天。他发现，那些学生正是花样年华，但普遍给人感觉“受伤和失落”。他对《中国慈善家》说：“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当时就想，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振作起来、开心起来，对世界怀抱积极的心态。”

上课时，为了活跃气氛，身高一米九四的他甚至会出人意料地一跃跳到讲台上。他带学生们看电影、野餐、吃麦当劳、打保龄球，教他们吃西餐、做披萨。在万圣节时，他用旧报纸做道具服，把自己整个装在里面，然后走进教室，给学生们讲解美国文化。他还为学生们特地从美国募捐来一大批英语原版书……

说起18岁那年的这些往事，吴江洪兴奋不已。她反复强调：“埃利奥特是我们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老师。他上课的方式、和学生的相处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让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吴江洪（二排左一）说：“埃利奥特是我们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老师。他上课的方式、和学生的相处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让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吴江洪渴望知道当年那位大男孩一样的老师后来去了哪里，做过什么，过得好不好。对于这些问题，在上网搜到埃利奥特的信息前，她一无所知。

她故而也不知道，自1991年离开，她的老师在11年后，也就是2002年，再次回到了中国——而且深受震惊。

埃利奥特清楚记得，1991年，他离开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色彩非常厚重的国家。学生们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非京籍学生很难有机会留在北京。那时候，北京的四环路还没修好，北京市民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海淀区仍然有着大片农田。

在普通老百姓当中，菜贩子、服装商、理发师、出租车司机等“个体户”是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一些人开始有钱购置家电，例如电视、洗衣机、空调。但是，人们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埃利奥特当时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然而，2002年，受朋友之邀回到北京时，他一下子傻了眼。

他当时住在三里屯旁的兆龙饭店，周边不仅有美式快餐店，还有美式电影院和卡拉OK。公路都修好了，小汽车随处可见。当他回到海淀区，回到五道口，回到北航时，几乎认不出那里就是他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农田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簇新的现代建筑群。

几乎每一个和他聊天的人，嘴里都是钱。他明显感受到那些人秘而不宣的压力感，仿佛他们不去赚更多的钱，就会马上被时代抛弃。“物质财富似乎成了人们最看重的东西—金钱好像成了上帝，人们竭尽所能地想要发达。”

一开始，埃利奥特对这些变化非常不适应。他说：“真有点像是做了一场李伯大梦（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也有译作李伯，一觉醒来，世界全变了样—编者注）！虽然才过去了短短11年，但是感觉上却像是过了100年。”

一个周日，他独自重游紫禁城对面的景山公园，既失落，又困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他忽然听到有人唱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循声而去，原来是一群老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周围，还有许多老人、年轻人在聊天、跳舞、耍太极。更让他惊喜的是，有的还是一家几口齐出动，其乐融融。

埃利奥特一下子释然了。“我忽然感到，中国还是11年前的那个中国，我和它的精神联系并没有断裂。”他说。

对此，他的父亲告诉《中国慈善家》，家庭和谐、幸福向来是当纳利家族极其重视的价值，也是埃利奥特对中国情感深厚的重要原因。当纳利家族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长达两周的家族聚会，这个传统始于埃利奥特的祖父和祖母。如今，这个聚会主要由埃利奥特的父亲操持，但是，作为长子，埃利奥特每年都会积极地帮助父亲。

自那之后，埃利奥特开始频繁回到北京。他逐渐适应了中国持续发生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非物质上的变化。他说：“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很大，他们也很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我在中国的那两年，也就是1989年到1991年，这些财富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

埃利奥特为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开心。然而，他也越来越多看到了中国经济高歌猛进背后的巨大代价——环境污染和破坏，人们的健康受到威胁，社会共享的价值在分裂和消逝。

这一切，在美国的“镀金时代”同样发生过。历史学出身的埃利奥特很自然联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发展，以及由企业家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启的现代慈善传统和模式。

当纳利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慈善之家，很早就成立了家族基金会，资助大学、艺术、医疗等多个领域。1994年，在埃利奥特的祖母的主持下，这个家族还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作为家族慈善和家族财富传承的平台。

埃利奥特看到，“中国的财富拥有者们也面临着如何把财富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培育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的挑战。他们也会越来越多地想到自己的社会和道德责任。”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财富拥有者走上现代慈善之路，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但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福音。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他认识的中国高官听，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盆浇头冷水。那位高官说：“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没为慈善做好准备。你还是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只管用好你的家族声誉和资源赚钱吧。”

事实上，几乎他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认为他当时的设想不合时宜。这多少让他感到气馁。一度，他对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缺乏把握，因为他自己当时对慈善的理解也还比较粗浅。

他当时的身份是当纳利家族第五代成员投资企业白沙投资公司（White Sand Investor Group）的合伙人。他和几个兄弟一起通过商业投资打理个人及家族资产，慈善只是他投资事业之外的兴趣所在。

与他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格伦·戈莱奇（Glen Galaich）说，现在很难想象埃利奥特那时候的样子，一个满世界做投资赚钱的人，热心慈善，但那还不是他的事业，他也还没有意识到可以把自己在商业上的战略思维，以及建立的人际和资源网络运用到慈善中去。

2014年10月17日，中国大饭店，埃利奥特（右）和佩姬·杜拉尼（中）会见中国慈善家。

到吴江洪上网搜索的时候，埃利奥特的信息已经几乎全部与慈善和影响力投资相连。

“他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让世界更美好。”格伦补充道，“他意识到了慈善能和商业等领域融合，而且可以成为一项事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转变发生于2006年。那一年，埃利奥特参加了一个叫做美国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的慈善教育项目。这个项目最早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95年发起，旨在做全球领先的现代战略慈善教育和网络。

大卫也记得儿子10年前参加的这个项目。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埃利奥特和其他一些来自美国豪门的子弟一起学习慈善。他们去华盛顿和政府官员交流，了解政府在解决什么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是什么。他们也去外国，向不同国家的领袖了解当地的社会问题。”

在为期一年的学习中，埃利奥特还接触到了战略慈善、影响力投资等前沿的理念和方法，学习了如何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撬动政府和商业资源，怎么在国际上开展工作，并且结识了许多不同地方的创新慈善家和影响力投资者。

“这个项目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埃利奥特说到“完全”一词时，音调让人联想到他的身高和手长。

在慈善理念迭代的同时，他开始深入思考怎样可以更有效、持续地造福世界。由此，他又想起了自己从前想要促进中国现代慈善发展的念头。

“我相信，正如它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样，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慈善的引领者。它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再结合自身的文化根基和创新能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世界瞩目的最领先的慈善理念和体系。”

这个信念就像杰克的豌豆似的，一经种下就生根、发芽、长高。中国从一个感性的追忆所在，变成了埃利奥特的愿景之地。

他往中国来得更勤了。卯足了劲，他到处打听和找寻那些在一己财富之外追求更高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人。

“对于帮助中国慈善发展，他是有一套自己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战略的。”在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看来，埃利奥特是把投资思维用到了解决社会问题上。他对《中国慈善家》说：“你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大投资人，把每个国家看做一家解决地球问题的公司。在他看来，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投资的，一旦产生回报，回报率会非常高。”

陶泽的前上司、麦肯锡资深顾问陈宇庭，是埃利奥特在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同路人”。2007年，他们经共同的朋友朱德淼介绍相识。

“那时的感觉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仿佛失散了多年的兄弟。我们对中国慈善的发展和中国的未来有着共同的憧憬和热情。”多年以后，谈起与陈宇庭的初相识，埃利奥特依然激动。

他随后受邀加入陈宇庭创办的公益创投基金NPP（Non Profit Partners，后改为New Philanthropy Partners）理事会。他也邀请陈宇庭去美国，把他引荐给他那些同样致力于公益慈善的朋友，和当地一些最优秀的公益慈善机构。在两人的推动下，麦肯锡公司在北京组织了一系列专家工作坊，分享了许多世界各地慈善领域的最佳政策案例。

埃利奥特踌躇满志，计划继续推进两人的合作。然而，2008年的“金融风暴”后，陈宇庭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家族生意；与此同时，NPP也日渐沉寂，员工纷纷另谋出路，例如陶泽去了基金会中心网。

在埃利奥特看来，促进中国慈善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恰恰在于找到理解和认同他的理念、同时又具有充分的领导和执行力的个人和团队。他坦言，陈宇庭不再能够全副身心地投入，对他来说是一次挫折，“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全职的合作伙伴。”

他后来又屡次三番地遭遇了类似挫折。但是，他的耐心却日渐一日多了起来。他说：“我学会了投入时间，比起沮丧和放弃，我更愿意继续找人、与之合作和扮演好连接者的角色。”

亲见1989到2002年的中国巨变，走过2002到2006年的迷惘，和2006到2007年的慈善理念转型，埃利奥特促进中国慈善发展、从而造福世界的心意已决，不再动摇。

“他是上帝送给中国的天使。”徐永光这么评价埃利奥特。他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中国慈善界领袖。在陈宇庭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埃利奥特。

“我和他的母亲为不为他感到骄傲？噢，当然！既为他坚持的信念，也为他在努力做的事情。”作为父亲，大卫很满足，他对《中国慈善家》说：“中国确实到了要为世界树立新榜样的时候。”

2015年11月30日，埃利奥特在印度参加“Gi r l R i s i n g”组织的一次农村之旅。Girl Rising 是一个全球性公益机构，旨在推动女童教育。

在网上看到埃利奥特的消息和照片时，吴江洪差点哭了出来。

“哈哈，那确实是我们的那个埃利奥特。”她在自己那封不知能否被收到的邮件中写道，“我祈祷您能收到这封信！”

其实，在她发送这封电子邮件前，埃利奥特已经看到了她之前的来信。只是，直到2015年10月22日午餐时，他才终于挤出空来回复。

吴江洪回忆，她一读到埃利奥特的回信，马上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能量和热情。

埃利奥特写道：“Hooray！！！我记得你和全部的同学，以及在北航当老师时和你们一起度过的全部美好时光！”

他继续写道：“好消息是我很快就会再去北京！我将和佩姬·杜拉尼（洛克菲勒），以及全球慈善家圈的一些成员一起去中国，从11月9日一直逗留到11月18 日。”

埃利奥特在邮件中提到的佩姬·杜拉尼，是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的女儿、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的主要成员，也是全球战略性慈善组织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 Institute）和全球慈善家圈(GPC，Global  Philanthropists  Circle）的创始人。

上个世纪初，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脚步就已经到了中国。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近一个世纪内，它都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直到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才逐渐淡出中国。

许多年前，佩姬在纽约接触过一些中国企业家。她发现他们对慈善的态度在升温，与此同时中国的慈善空间也在松动。她开始思考续写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历史，打算通过希奈戈探索一种新的与中国连接的慈善模式。

但是，进展一直不佳。和家族与中国的历史相比，佩姬本人从前与中国的关系只可用偶尔路过来形容。她对中国社会、文化都了解不多，也没有建立起广泛和深厚的联系。她回忆，2011年前后，第一次在中国见到埃利奥特时，不过是她第二次或第三次来中国。

“他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之一！”佩姬对埃利奥特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非常友善和开放，不拘束；另一个是，他很博学，对中国了解又多又深入。”

埃利奥特也对佩姬敬慕有加，认为她智慧、谦逊、善于聆听，而且总是能够让人想要成为更好的人。2013年，他接受邀请，加入了希奈戈理事会。从那以后，他担当起了佩姬的中国顾问和联系人，帮助深化和推动希奈戈和全球慈善家圈在中国的战略。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我需要指导她怎么来认识中国，怎么样与中国人打交道。因为西方人来中国，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其他事情，往往会带着西方的思维和做事模式。”

埃利奥特早在1989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年圣诞节，他去美国驻华使馆参加庆祝派对。在派对上，他发现身边的所有美国人在谈论中国时都仍拘束在原有的思维框架里，他们谈论报纸上的中国、政府政策里的中国，却严重忽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不知道中国社会真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

在推动陈宇庭和美国慈善家交流的时候，他也发现过同样的问题。所以，对于那些真正想要与中国慈善家结盟、共同创造影响力的国际慈善家，他除了分享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强烈建议他们多去中国，亲自与中国不同领域的慈善参与者深入接触和建立联系。

“如果非要选一个埃利奥特给过的最好的建议，我会选这个。”佩姬说。最近三年，也就是埃利奥特加入希奈戈这三年，她每年至少来中国两次，每年逗留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一个月，远超她过去在中国的时间的总和。

她对《中国慈善家》说，在帮助全球慈善家圈吸纳中国成员方面，埃利奥特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向我们推荐一些潜在的成员，他还会帮助我们评估这些成员在慈善方面的成就和可信度。”

全球慈善家圈是希奈戈的一个项目，2001年由佩姬与其父亲共同发起。它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顶尖慈善家族的网络，以凝聚资源和影响力，与全球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斗争。

全球慈善家圈对成员的加入制定了高标准。除了是名门望族，加入者还要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对慈善的战略性思考，以及对造福社区和世界的信念。目前，在其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0个家族会员中，只有3个来自中国，分别是牛根生、卢德之和王兵家族。

进一步发展中国成员，仍将是全球慈善家圈的战略要点。佩姬说：“如果没有埃利奥特，我们可能还是会沿着这个战略方向发展，但可能要耗费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到对的人。”今年，埃利奥特在第一个三年任期满后，继续被选为希奈戈新一届理事。

和佩姬一样，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也通过埃利奥特认识了不少中国慈善家，例如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他指出，在促进中国慈善与国际慈善交流上，埃利奥特和其他一些人穿越国家和文化藩篱所做的努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回复给《中国慈善家》的邮件中，托尼·布莱尔写道：“我认识埃利奥特许多年了。他是我所创立的非洲治理促进会(AGI，Africa Governance Initiative)的了不起的伙伴和支持者，是他介绍我去参加了首届中国公益论坛。”

2012年，埃利奥特以组委会执行副主席的身份，参与策划和筹备了首届中国公益论坛。“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邀请和协调国际嘉宾，包括布莱尔、比尔·盖茨等。”组委会副秘书长朱德淼说。

他是埃利奥特20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当纳利家族的顾问。在埃利奥特向他提出筹办中国公益论坛的设想时，他没少“泼冷水”。他告诉埃利奥特，要把对论坛效果的希望值降到最低，“让中国热衷于慈善的人和西方那些在慈善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能够见面就行。”

结果是，在论坛上，不但中外各界慈善嘉宾云集，见上了面，对上了话，还加深了了解和联系，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慈善界最高级别的国际盛事。如今，中国公益论坛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这是一个不简单的成就。”朱德淼说。

如果没有埃利奥特，布莱尔和佩姬可能还是会进入中国，通过其他人、其他方式与中国慈善界互动；但是，列支敦士登王子、LGT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斯（Max）则直言：“如果没有埃利奥特，我们可能不敢进入中国市场，也不会有现在这些在中国的联系和活动。”

2008年，埃利奥特受邀加入了LGT公益创投基金会（LGT Venture Philanthropy Foundation），是它最早也是参与度最高的理事之一。在他的推动下，LGT公益创投基金会在中国先后支持了基金会中心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香格里拉农场等多家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

对于所有这一切，埃利奥特每每以一句“我只是一个咨询和连接者”轻轻带过。他把主要的成就都归功于合作者的视野、决心和投入。

多年来，他也遇到过不少挑战。例如，在第二届中国公益论坛期间，一些国际嘉宾的工作团队和中国主办方的工作团队 ，就曾因文化及管理、运作方式的差异产生了分歧。

“如果当时不能及时解决，这些分歧可能就会转化为更大的问题，影响论坛的召开。”埃利奥特明白分歧所在，他最终通过中美两方面的朋友帮忙成功化解了危机。但是，他并不愿意深入谈论当时的分歧及化解的细节。

而对于中国与美国迥异的社会治理，例如对境外人士以及非营利组织的态度和政策，他坦言，确实是障碍，他还曾因在敏感时期前来中国而受过监控。但是，他很快补充道：“作为一个深切关心中国的人，我需要足够谦逊、耐心、有建设性，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所在。说到底，只有中国和有领导力的中国人才能最终带领这个领域向前走。”

2014年1月22日，埃利奥特与金融服务分析公司KE N S HO创始人、CEO丹尼尔·纳德勒（Daniel Nadler）在纳斯达克参加当日的收市敲钟仪式。埃利奥特与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斯比·蒙克（Ashby Monk）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Kd Venture是KENSHO的投资者之一。

埃利奥特又回想起自己参加美国慈善工作坊、接受最领先慈善教育后的巨变经历。

他知道，真正有影响力的慈善不是有钱想做就能做的；更何况，战略慈善不止关乎专业技能，更关乎信念。

凭一己之力促进中国与国际慈善家、慈善界领袖的互动，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做慈善理念的互译，他固然乐意投入资源，包括时间、资金、精力、人脉和智慧等，但是，对于实现促进中国慈善变革以造福世界的目标，其效力显然宽广度和纵深度都有限。

“他试图做太多了。”埃利奥特的另一位朋友、影响力投资的合伙人艾斯比·蒙克（Ashby Monk）说，这是他惟一听到过的对埃利奥特的批评。他继续说道：“他几乎住在飞机上，总是在追求更好的方案。”

2014年2月2日，埃利奥特又飞了。那一次，他是飞去纽约。瑞·达里奥请他去家里，谈把现代慈善教育引入中国的设想。

此前一个月，在夏威夷举办的首届东西方慈善论坛上，达里奥留意到了埃利奥特。他非常欣赏埃利奥特对慈善和中国的了解与热诚。他对《中国慈善家》说：“这也是我和他的共鸣之处。”

达里奥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美国达里奥基金会的建立者。他因关心儿子，而关心中国的慈善事业。他发现，他的儿子马修（Matthew）16年前开始在中国帮助孤残儿童时，中国缺的主要是资金，但随着中国富起来，资金不再缺乏，新问题是要帮助中国新兴的慈善家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做有影响力的慈善。

他是一个出了名的超级大忙人，但那天下午，他和埃利奥特长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们不但分享各自与中国的历史情缘、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以及帮助培养中国慈善领袖的构想，还交流了彼此的价值观和原则—达里奥很看重原则，曾写过名为《原则》（Principles）的书。

“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彼此敬佩。啊，埃利奥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电话那头，达里奥连续重复了三次“了不起的人”，然后才接着说道：“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天性就是积极向上、为人正直和博爱的。他对慈善和慈善教育都有很深的理解，而且带着这种理解不断实践。”

埃利奥特热爱摇摆舞，图为他与“摇摆舞女王”诺玛·米勒（Norma Miller）

“他是不是我儿子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一个好榜样？噢，我更愿意说，他是我儿子的一个很好的高级伙伴，对于中国人，对于比尔·盖茨，对于我，也都是这样。”达里奥觉得“伙伴”这个词更恰当。

埃利奥特一口就答应了帮助达里奥在中国推动慈善教育的计划。结束了谈话后，他迅速草拟了一份“全球善财领袖计划”（Global Philanthropy Leaders Program）的大纲。同年3月11日，带着这个计划，他飞往北京和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及其团队见面。

第二年4月，这个计划正式宣告启动。它的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中法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东西方中心等全球知名机构。它的目标受众是中国最具资源和创新力的高端财富人群。社会创新、影响力投资、艺术慈善、家族传承都是它重要的教学模块。与此同时，它还将被打造成一个战略慈善家的交流、互动平台。

“瑞捐赠了500万美元支持这个计划。他请我跟进该计划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协议，以确保它能够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埃利奥特说。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2015年11月1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宣布成立。王振耀说：“埃利奥特在慈善教育方面非常专业，是学院战略方向和教学架构最主要的设计者之一。”（摄影_张旭）

这个计划后来被纳入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教学设计。该学院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达里奥、牛根生、叶庆均、何巧女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发起，旨在通过学术指导、实践引领和访学研修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养中国的战略慈善领袖。

“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将成为学院的拳头产品。”汪建熙说。

他是北京达理基金会的理事长。该基金会的创始理事之一正是达里奥，而且一直接受他的善款支持。受达里奥委托，北京达理基金会成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五家出资基金会之一，参与了学院的筹备工作组。

工作组成员包括北京达理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这五家出资方的代表各一名，以及后来担任学院董事会主席的马蔚华、担任学院院长的王振耀，汪建熙说，还有就是达里奥专门推荐的埃利奥特。这个工作组前后共开了9次筹备会议。

王振耀告诉《中国慈善家》：“埃利奥特在慈善教育方面非常专业，是学院战略方向和教学架构最主要的设计者之一。”

一番筹备之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2015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在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典礼上，埃利奥特客串了一个中外慈善家对话环节的主持人。

多年以后，埃利奥特将一遍又一遍回想起这次北京之行。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典礼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15日，他专门抽出时间参加了吴江洪和其他十几名他教过的学生为他张罗的聚会。在国贸的一个中餐馆，他们一见面就疯狂地抱在一起。大家都乐坏了，七嘴八舌，笑声几乎把天花板掀开。

“他给我们讲这些年他在热衷于什么事情，慈善是怎么回事，他又是怎样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慈善家。”吴江洪太激动了。

“25年了，他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前是浓密的卷毛，但他暖男的细致还是那样子，那种纯洁无邪的笑依然挂在脸上，以及带给我们的那种感染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