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经济结构改革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2018年，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大的特征早已不是“稳定”，而是“不确定”；最关键的能力，也不再是“顺应”，而是“变革”。美国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甚至预测到2020年，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当前社会企业正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资金的需求，流动性紧缩下，资金压力与日俱增，企业急需输血，而供血的机构在被抽干。新一轮洗牌拉开大幕，大浪淘沙，优胜劣汰。
 
第二个是社会企业必须平衡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责任使命，两者既有矛盾地方，又有相融之处。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要远高于忽视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收益。
 
很多企业老板把公司只看为是一种认购期权，高度投机性，以举债疯狂扩张规模，以少拼大，漠视企业治理责任，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急转而下，将带来社会经济的混乱。高杠杆，高投机的企业其实也是没有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搞局者。企业昧着良心赚钱，那势必在未来被社会所淘汰。
 
近期疫苗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企业如何自我约束赢得公众信任是急需破解的问题。信任是易碎品，必须小心呵护。如果企业问题不断、乱象丛生，社会责任缺失，一些害群之马大行其道，整个行业势必陷入信任泥沼。相比疫苗“失效”，更可怕的是“失信”。
 

 
很多人说企业要注重行业创新，怀疑社会责任没有啥用。但恰恰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没有灵魂，有好的身体都没用。经过前二十年发展，社会和企业过去依赖成功的重商主义已经不足以支持改革的呼声，迫切需要重商主义向市场经济及法制社会彻底转型。
 
强化社会责任的角色和好行为将带出规范，也能带出即时的动力效果，市场会马上为这良好行为做出良性，正面的反应，经济学上已实证“预期”所产生的效益，不单在长期上，也在短期上。
 
二、 互联网金融乱象、骗局横生，社会问题频发
 
中国的网贷行业，在整个6月，1872家P2P网贷平台中，有63家平台出现问题，包括提现困难、经侦介入和跑路。而进入7月，更是出现了一周40家平台“爆雷”的状况。上海暴完，杭州暴；杭州暴完，深圳暴！互联网金融平台暴雷的阵地已经开始从长三角地区转移至珠三角，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紧随公布的是众多诈骗、涉嫌虚构产品进行非法集资社会问题，大案频发、涉案金额从60亿到800亿巨资、参与人数影响甚至达几十万人。老板跑路，控制人失联，员工被拖欠工资、社保，平台上的投资款项无法提现回款。
 
毋庸置疑，互联网金融业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央行已经决定下重拳整治互联网金融行业，“改革”总是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我们需要深度反思，这些社会问题，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迫切需要从内部去改革。
 
三、 企业债券违约潮蔓延，打破刚兑，打破所有的幻想
 
2018年以来，同样的信用违约风险的无序爆发，不断冲击着市场刚兑信仰，其中最残酷的当属民企。伴随着风声鹤唳的债券市场，甚至陷入到民企债“没人敢要”的尴尬境地。
 
截止2018年7月，全年共发生了26起债券违约，直接涉及的违约金额达260亿元。债券违约的主体不乏：神雾环保、富贵鸟、中安消、上海华信、凯迪生态、永泰能源......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旦曝出违约，对股价的惩罚非常残酷。
 
2018年是公司债偿付高峰期。然而，债务违约已规模出现，更多的企业债务炸雷等待排除。一场关于千万人命运的大震荡开始了。实体经济告急！私企告急！
 
中国的金融乱象是需要整肃了，信贷泡沫也要刺穿了，但很多企业身上的输液管也被拔掉了。可怕的是，像茅侃侃和周建灿这类企业明星的悲伤故事只不过是拉开了一个序幕。从今年开始，中国将正式跨入违约潮元年。
 


四、 市场经济推动中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天雷滚滚，一场比中美贸易战还要刺痛国运的大变局来了。又是一场生死时速。毕竟，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自救和防范，都会提前消解一部分风险，帮助这个国家渡过难关。
 
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每个企业都追求基业长青。如张维迎教授提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失败而使自己幸福或成功，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或成功，这称之为“市场的逻辑”。
 
在社会责任的参与中，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做公益、做慈善，绝不是投入金钱和“舍得”那么简单，而是充满智慧，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建立自由、规范、效率、透明的市场体系！
 
五、 为何需要建立法制的社会责任新风
 
如今不断深化的分工制度下，如亚当斯密所担心的一样，社会、企业和个人三者脱节。大规模生产方式，使每个作为零部件的可替代品员工失去了存在感，更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价值。所以，效率极致化带来的后果，是个人无意为企业承担责任，无意为社会承担责任，更别提成为本地社区的一部分。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而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就谈不上具有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并不静止，更不独立，需要有稳定的制度环境。企业到底还应承担什么具体的社会责任，有待观察和讨论，但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去保障企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企业能获得更低的“交易费用”的市场环境，众多企业都短期化地去掠食可获取的资本收益，讨论企业责任、社会企业这种更长期化的问题，就像无源之水。
 
充满弹性的制度也可以催生一系列为社会企业NGO和慈善基金会量身定做的预协商规则，这不仅降低了社会企业的公司成本，也符合商业利益的规则。通过赋予社会企业法律实体的特殊身份使其能在市场上建立被认可的地位，即寻求一种被称为“不仅仅为了营利的公司”、“一家带有公共情怀的公司”。
 


六、田先生的故事和信仰
                                                     
2018年7月10日，卖房捐校的慈善家田家炳先生辞世，他为教育做的事当被铭记！“香港皮革大王”田先生或许不是捐款最多的慈善家，更没喊出过“裸捐”的口号。但若谈到对慈善，尤其教育事业的纯粹和无私，以及自身修为和品德的高尚，田先生若称自己是第二，恐怕无人敢称自己是第一。
 
田家炳投入到慈善事业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1、自己家族企业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2、田家炳基金会运转的资金和经营所得。
 
经济运转有它的周期性，企业经营也总有顺风期和逆风期。难免有些时候，这两个来源都会出现问题，从而影响投入。这时候，田家炳开创了很多慈善界的“创举”：
 
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售700平豪宅，修建内地20多所中学。
03年，贷款600多万港币，捐助香港理工大学、城市大学等学校。
05年，卖掉20多层的田氏广场，全部捐给数十所大学、中学。
 
至今，田先生累计捐助了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1所、专业学校及幼稚园19所、乡村学校图书室1700余间。关于田先生捐赠的学校都要以“田家炳学校”冠名，有说他做慈善就是为了求名。对此他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一方面这样做，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也能约束学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机影响到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行业中来。
 
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对人性如此，企业责任亦如此！